莫祯豪隐匿携带枪支子弹乘坐民用航空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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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7-10-29 22:06

董念清

(案例来源:《航空法判例与学理研究》,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莫祯豪

  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时间:1996年5月

  【案情】

  莫祯豪,男,44岁,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人,原系灌阳县公安局看守所所长。1996年3月25日被监视居住[1]。

  1996年3月14日上午,被告人莫祯豪携带一支枪号为18004298的“六四”式手枪和子弹10发,混过咸阳机场安全检查站,登上由西安飞往桂林的2339次航班。由于天气原因,飞机降落于湖南省长沙黄花机场,当天航班亦被取消。次日上午7时10分,被告人莫祯豪又将携带的枪支子弹藏匿身上,企图再次蒙混安全检查登机回桂林,在现场被查获。

  【法院分析与判决】

  一、一审法院分析与判决

  1996年3月29日,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莫祯豪犯隐匿携带枪支子弹乘坐民用航空器罪提起公诉。长沙县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96年4月8日公开审理了本案。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莫祯豪无视国家法律,非因公务并未经批准,私自携带枪支子弹登机,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了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鉴于其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系偶犯,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于1996年4月8日作出判决:被告人莫祯豪犯私藏枪支、弹药罪,判处拘投[2]六个月,缓刑[3]一年。

  宣判后,被告人没有上诉;长沙县人民检察院以原判“定性不当”为理由,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二、二审法院分析与判决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确认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莫祯豪犯罪的基本事实清楚,情节无出入。但认为,被告人系公安民警,且有合法持枪证,不属于私藏枪支弹药,原审判决对被告人以“私藏枪支、弹药罪”定罪显属不当。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理由成立,应予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于1996年5月27日判决如下:

  1.撤销长沙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判决的定罪部分,维持其量刑部分;

  2.原审被告人莫祯豪犯隐匿携带枪支子弹乘坐民用航空器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学理研究】

  本案是全国首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刑事罚则判处的犯罪案件。

  一、罪名的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禁止旅客携带危险品乘坐民用航空器。除因执行公务并按照国家规定经过批准外,禁止旅客携带枪支、管制刀具乘坐民用航空器。禁止违反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规定将危险品作为行李托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隐匿携带炸药、雷管或者其他危险品乘坐民用航空器,或者以非危险品品名托运危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企业事业单位犯前款罪的,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隐匿携带枪支子弹、管制刀具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对乘坐航空器禁止随身携带或交运的物品作了进一步说明,这些禁携、禁运品是:枪支、弹药、军械、警械;管制刀具;易燃、易爆、有毒、腐蚀性、放射性物品;国家规定的其他禁运物品。

  长沙县人民法院为维护正常的民用航空管理秩序,保障民用航空活动的安全,对被告人莫祯豪隐匿携带枪支子弹乘坐民用航空器的犯罪行为予以刑罚处罚是正确的,考虑被告人系偶犯,且认罪态度较好,酌情从轻量刑并适用缓刑也是恰当的。

  本案在审理中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确定罪名。《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规定:“隐匿携带枪支子弹、管制刀具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所谓“比照”,即比附援引的意思。“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意味着《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与《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所规定的私藏枪支、弹药罪在犯罪构成上虽然相似,但有差异。对于这种法律条款,刑法理论上称之为类推立法。类推立法的根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在经济法、行政法中关于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对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刑罚的,尽量规定比照刑法中最相近的条款追究刑事责任。”如何适用类推立法条款?刑法理论界和司法界一般都认为,凡是创制了新的犯罪构成的,应当根据条文所表述的罪状确立新的罪名,量刑则适用被比照的刑法条文所规定的法定刑。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携带炸药、雷管或者非法携带枪支子弹、管制刀具进站上车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10月11日所作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刑事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携带炸药、雷管或者非法携带枪支子弹、管制刀具进站上车构成犯罪的,应当定非法携带炸药、雷管、枪支子弹、管制刀具进站上车罪,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适用刑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刑事罚则(第六十三条)的司法解释》也曾作过类似规定。因此,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参照刑法理论和上述司法解释精神,对被告人莫祯豪所犯罪行的罪名改判为“隐匿携带枪支子弹乘坐民用航空器罪”是完全正确的。

  飞机是一种特殊的载体,在远离地面的高空,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民航各项法规中对于禁止随身携带或交运物品的规定,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无独有偶,像这样携带枪支子弹的案件并不是只有莫祯豪一起,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还有以下两例,只不过这两例未诉诸法院,而由公安机关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了事。

  ——1997年11月15日,乌鲁木齐机场安检行李检查控制室监控员在检查行李时,发现一皮箱内有“特殊物品”,通过安检技术检查,确定箱内有手枪、弹夹及手铐,即通知开箱包检查员将旅客与行李隔离。经开箱检查,发现箱内有“六四”手枪一支、子弹七发、拇指铐一副。经查,该旅客系上海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教导员。因隐藏枪支、弹药、警械,该旅客被安全检查部门拒绝登机。机场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对其作了罚款2000元的处理。

  ——云南某法院法庭工作人员吴某等三人欲乘机从长沙飞往贵阳。在办理乘机手续时,吴提出要将其随身携带的一支“五四”式手枪托运。工作人员明确告诉他枪支不能托运,并让他到公安值班室询问具体情况。在民警一再强调乘机严禁携带或交运枪支、弹药的情况下,吴某自恃有《持枪证》,不愿退票,结果在安全检查时被查获。公安机关对其进行了处罚。

  二、关于类推制度

  (一)概念

  类推,在中国古代刑法上叫做“比附援引”,是对于刑法上无明文规定的行为,比照刑法上类似条文定罪判刑的刑法制度。我国1979年《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由此可知,我国1979年《刑法》中的类推是指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危害行为,比照《刑法》规范中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量刑的一种刑法制度。

  (二)适用条件

  依照1979年《刑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类推制度的适用有以下四个条件:

  其一,适用类推定罪的行为,必须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并且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这一条件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依照类推定罪的行为,必须具有社会危害牲,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二是依照类推定罪的行为,必须是已经达到了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程度,这是其量的特征。因此,如果某种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或者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就不适用类推。例如,一般的卖淫、嫖娼、通奸行为,是对社会有害的行为,但这些行为目前尚未通过刑法手段加以惩治,对行为人一般给予治安处罚或劳动教养。因此,不宜类推流氓罪定罪判刑。

  其二,适用类推定罪的行为,必须是《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这一条件表明,适用类推定罪的行为缺乏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违法性。它意味着:如果某种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已有明文规定,或者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只要通过对某一条文的含义作出符合立法原意、合乎逻辑的解释,就可以认为是该条规定的犯罪所包容的,就不能进行类推。例如,溺婴行为实际上是故意杀人罪的一种表现形式,没有必要类推故意杀人罪;制造、销售有毒腐烂变质食品饮料的行为实际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可直接按照1979年《刑法》第一百零五条和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其三,适用类推定罪的行为,必须比照《刑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这一条件说明,在类推定罪的案件中,必须把《刑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文,作为对该行为定罪判刑的法律依据。所谓最相类似,一般认为是指适用类推的行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被比照的《刑法》分则条款所规定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基本相同,表现为二者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要件的完全一致,而只是在犯罪客观方面存在着行为方式、犯罪手段等方面的不相吻合。因此,如果二者在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上完全相同,或者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中,其中有一个要件不相一致,就不能类推。这是因为,客体、主体、主观要件的不同,将引起犯罪性质的根本变化,而客观方面的不完全吻合,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犯罪的基本性质。

  其四,适用类推定罪判刑的案件,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这一条件是从程序上对适用类推所作的严格限制。它表明,在我国类推案件的核准权,必须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都无权核准类推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1月14日发布的《关于适用法律类推案件报请核准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类推的报核要遵守下列规定:第一,必须一案一报,即最高人民法院曾经核准的案件,不具有判例法的效力。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类似案件,不能套用已有的案例而不再上报核准。第二,必须将书面报告连同全部案卷材料,逐级上报。最后统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转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对报核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凡是同意类推的,以裁定核准类推;不同意类推的,或以裁定发回重审,或用判决予以改判。

  (三)废除类推制度的理由

  首先,类推的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是相排斥的。实行罪刑法定是法治国家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不少国家将此明定于宪法之中。“无法律即无犯罪”、“无法律即无刑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即是否构成犯罪和处以何种刑罚必须以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为根据。而类推则是对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比用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判刑。虽然我国刑法中的类推规定了严格的程序,不会成为罪刑擅断主义的借口,但其本身毕竟与罪刑法定原则是互相排斥的。因此,要真正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必须取消类推。

  其次,从保证我国立法权的统一行使来看,也应取消类推。我国《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立法权。”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刑事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由法院通过类推确认为犯罪,并处以刑罚,这无异于刑法外之刑法,而其确定者就是法院,这显然与我国立法权的统一行使是不相符的。即使是出现了刑法没有规定的新的犯罪,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来对刑法进行补充和修改,这既有利于刑法的完整和统一,又有利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离,并不会影响对于犯罪的打击。

  最后,从公正执法角度看,也应取消类推。如果在事后由法院对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宣布为犯罪,人们会由此对自己的行为的合法性处于捉摸不定的疑惑之中。类推的存在不仅与法律必须明确与统一的要求相违背,而且也会使人们对于司法活动的公正性提出怀疑,因而影响法制的尊严。

  三、1997年《刑法》与《民用航空法》的完善

  1997年《刑法》中已经废除了类推制度,实行罪行法定原则。但是,1995年10月通过、1996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采用了类推制度。在《民用航空法》中关于“隐匿携带炸药、雷管或者其他危险品乘坐民用航空器的犯罪”、“以非危险品品名托运危险品的犯罪”、“隐匿携带枪支子弹、管制刀具乘坐民用航空器的犯罪”、“航空人员玩忽职守、违反规章制度导致发生重大飞行事故的犯罪”等,均明文规定了“比照”《刑法》的有关条款追究刑事责任。显然,这与新刑法的规定是不相吻合的。《民用航空法》作为部门法,其刑事方面的规定无疑是《刑法》这一基本法的补充规定。基本法的变化当然约束到部门法。罪行法定原则的普遍适用,就意味着《民用航空法》中类推制度的不适用。因此,必须修改《民用航空法》中有关类推的条文,使之与《刑法》这一基本法统一起来。在未修改有关条文前,改变适用类推的观念。在处理相关条文涉及的犯罪问题时,应适用1997年《刑法》的原则和较为完善的法律规定,来审理《民用航空法》中有关类推条款规定的犯罪。即使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其前提也应该是特别法符合普通法的原则和精神。而现在的情况恰恰是特别法的规定滞后于普通法。所以,适用1997年《刑法》就是必要的和别无选择的。这样可以使维护民用航空秩序的刑事司法活动和国家法制的进步相协调一致,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和我国的国际形象。

  1997年《刑法》在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有关章节中,吸收并新列了有关民用航空活动方面犯罪的罪名。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

  1997年《刑法》增设了“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第一百二十三条)这一新罪名。“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危及飞行安全罪的设立,说明我国加强了对空中航行安全的保护力度,并把我国参加的《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及我国需履行的公约义务在《刑法》中具体体现出来。“在飞行中”的含义与上述两公约的规定是一致的,即指航空器从装载完毕,各机舱舱门均已关闭,直到打开任一舱门卸载时的一段时间内。有些学者还认为,在“飞行中”还包括航空器迫降时,主管当局未接管航空器极其所载人员和财产之前的时间内。在飞行中如有人故意以殴打、捆绑或采取其他伤害人身的行为,因而危及到航空器及其中人员的安全即构成本罪。这里的“航空器上人员”即包含《民航法》中规定的“航空人员”中的空勤人员和《航空安全条例》中的安全员,也包括乘坐航空器的任何旅客。本罪包容了《民航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内容。

  (二)非法携带危险物品罪

  “非法携带危险物品罪”(一百三十条),是1997年《刑法》中又一个吸收了《民航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新罪名。本罪名同时也吸收了《铁路法》的规定。其立法本意是保证公共安全。本罪对犯罪主体未加限制或列举,应理解为一般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犯本罪,也包括《民航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危险物品包括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或者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

  (三)重大飞行事故罪

  1997年《刑法》还吸收了《民航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在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了“重大飞行事故罪”。本罪指航空人员违反规章制度(这里的规章制度是广义的,包括各种有关飞行安全、空域管理、操作维修等方面的规章制度),致使发生重大飞行事故,造成严重后果(如造成在飞行中的航空器严重毁损,承运的货物损坏以及人员伤亡和航空器坠落等重大事故),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对民用航空这种高风险行业,以刑法规定来警示各级人员提高责任心,避免或减少重大飞行事故,保障飞行安全,是十分有意义的。

  (四)劫持航空器罪

  1997年《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了“劫持航空器罪”。本罪名吸收了有关国际公约和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的内容,并将后者纳入《刑法》,同时废除了该规定。劫持航空器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本罪与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的区别是,本罪名犯罪分子的目的是劫持航空器,即控制航空器按其意图行事。所以,尽管其也使用了殴打、伤害、威胁等手段,但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实现其控制航空器的目的来行使的。而危及飞行安全罪中,虽然使用暴力等手段,但不以控制航空器为目的。这是区分两罪的关键。两罪都使用了暴力方法,但劫持航空器的手段除了暴力方法之外,还包括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而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的手段仅限于暴力方法;劫持航空器的行为只要发生在航空器的使用过程中就构成犯罪,不管航空器是在飞行过程中还是在机场停靠待飞,而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正在飞行过程中的航空器上。劫持航空器的犯罪是全人类共同反对的犯罪,在新刑法中明确列出本罪,表明了我国反对劫机、打击劫机犯罪的鲜明态度和一贯立场。从而使《民航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直接升格为刑法典的规定。

  (五)破坏交通工具罪

  1997年《刑法》分则条文中规定的罪名,基本上涵盖了《民航法》中有关刑事犯罪的规定。《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了“破坏交通工具罪”,“是指故意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已经或者足以使上述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本罪中,行为人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必须是具有造成交通工具倾覆、毁坏的危险,即破坏的是交通工具的关键部位,与交通工具的安全运行紧密相连,或者是使交通工具报废或严重毁损;行为人所破坏的还必须是正在使用期间的交通工具,如果破坏的是尚未投入使用、正在修理中或者封存不用的交通工具,不能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这样,既保留了1979年《刑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也包容了《民航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的内容。

  (六)破坏交通设施罪

  《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了“破坏交通设施罪”,是指故意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已经或者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从而使《民航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的犯罪有了刑法上的归宿。

  (七)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交通秩序罪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交通秩序罪”,即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名也包容了《民航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一百九十八条的内容。

  1997年《刑法》中的罪名较全面地涉及了有关民用航空活动方面的犯罪,充分注意到了《民航法》中规定的相关刑事立法,使《民航法》作为《刑法》补充部分的相关规定升格为刑法典。这反映了我国立法的成熟,立法保护范围的完善和保护力度的加强,同时也使执法部门在实践中有更充分的法律依据,便于操作和把握。

  综上所述,在《刑法》作了修订后,有关民用航空活动方面犯罪的定罪量刑必须依据修订后的《刑法》,而不是《民航法》。除非《刑法》没有包容的犯罪,《民航法》的相关规定才可作为《刑法》的补充规定存在。当然,对《民航法》进行修订也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1]监视居住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未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责令其不得离开指定的区域,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对其实行看管的强制措施。依据《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监视居住的法定条件是:(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3)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2]拘役是剥夺犯罪人短期人身自由,就近实行强制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拘役一般适用于犯罪性质比较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拘役的期限,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

  [3]缓刑是指对犯罪人判处刑罚,但在一定时间内暂缓执行刑罚的制度。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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