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长仁劫持航空器案
 二维码 497
发表时间:2017-10-29 22:03

董念清

(案例来源:《航空法判例与学理研究》,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公诉人:韩国汉城地方检察院

  被告人:卓长仁

  法院:韩国汉城地方刑事法院

  审理时间:1983年8月

  【案情】

  1983年,从沈阳机场运载105名乘客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客机296号,自沈阳东塔机场起飞后,被机上乘客卓长仁、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大、吴云飞和高东萍等六名持枪歹徒采用暴力和威胁的方式劫持。他们用枪射击驾驶舱门锁,破门闯入驾驶舱后,对舱内人员射击,将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击成重伤。威逼机长王仪轩和副驾驶员和长林改变航线。他们用枪顶着机长的头并威胁乘客要与全机同归于尽,还强行乱推驾驶杆,使飞机在颠簸倾斜、忽高忽低(最低离地面600米)的状态下飞行,严重危及着飞机和全机人员的安全。飞机被迫在我国渤海湾、沈阳、大连和丹东的上空盘旋后飞经朝鲜人民共和国,又飞入了韩国领空,被韩国四架鬼怪式战斗机拦截,迫降在该国的春川军用机场。飞机降落后,罪犯们又控制飞机和机上人员长达八小时之久。最后向韩国当局缴械并受到拘留。

  事发后,韩国有关当局对事实进行了调查,并迅速将情况通知了中国政府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

  中国外交部收到通知后,向韩国提出请求按照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立即将被劫持的航空器以及机组人员和乘客交给中国民航当局并将劫机罪犯引渡给中国处理。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主席阿萨德·科泰特、秘书长朗贝尔致电韩国当局,表示对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被非法劫持一事的密切关注,并相信韩国将不遗余力地、安全地交还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大会的决议和韩国参加的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的规定,对劫机犯予以惩处。

  随后,经韩国民航局局长金彻荣的同意,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率民航工作组一行33人于1983年5月7日赴汉城协商处理这一事件。经与韩国代表谈判,签署了一份关于交还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问题的备忘录。按备忘录规定,被劫持的飞机上的乘客,除三名日本乘客回日本外,其余中国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先后返回中国。被劫持的飞机经韩国有关部门做了技术检修后归还了中国。

  【法院分析与判决】

  对于劫机罪犯韩国拒绝了中国的引渡请求,而坚持由其自行决定进行审讯和实施法律制裁。故1983年6月1日韩国汉城地方检察院以违反韩国《航空安全法》、《移民管制法》和《武器及爆炸物品管制法》对六名劫机犯提起诉讼。7月18日汉城地方刑事法院开始审判。1983年8月18日汉城地方刑事法院作出判决,以六犯违反《航空器运输安全法》、《武器及爆炸物品管制法》、《出入国境管理法》,判处卓长仁、姜洪军有期徒刑6年,安卫建、王彦大有期徒刑4年,吴云飞和高东萍有期徒刑2年。六犯不服判决,向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上诉,均被驳回。

  【学理研究】

  民用航空运输业的发展为国际交往、经济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于是,在航空器上的犯罪活动成为引起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为了防止和惩治这种行为,国际间通过召开外交会议,制定了“反劫机三公约”,即《东京公约》、《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1988年,针对一些国家多次发生机场暴力行为,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主持制定了《蒙特利尔议定书》,规定了在用于国际民用航空的机场发生的非法暴力行为也是犯罪。1991年,又制定了《蒙特利尔公约》(又称《关于注标塑性炸药以便探测的公约》),公约禁止生产、储存和运输非注标塑性炸药,以防止恐怖分子利用难以探测的塑性炸药进行恐怖活动,而危及民用航空活动。上述公约和议定书,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概念、犯罪、管辖权、引渡和起诉、缔约国的权力和责任以及航空器机长的权力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缔约国都承担义务,不得放纵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罪行,对罪犯不问其动机都要给予严厉惩罚,从而建立了制止危害国际民航安全的行为的法律制度,也是对国际航空刑法的重大发展。

  一、“空中劫持”的概念

  空中劫持是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俗称,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空中劫持,仅指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内从事的劫夺(seize)行为。《海牙公约》第一条规定,“凡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任何人,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胁迫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任何此类未遂行为,或者是实施此类行为或任何此类未遂行为的人的共犯,即构成犯罪。”并对“在飞行中”作了明确规定:“航空器从装载完毕,机舱外部各门均已关闭时起,直至打开任一机舱以便卸载时为止,应被认为是在飞行中。航空器被迫降落时,在主管当局接管对该航空器及其所载人员和财产的责任前,应被认为仍在飞行中。”可见该公约采用了狭义的含义。

  广义的空中劫持,即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泛指劫夺、破坏、损害和其他危害民航安全的非法行为。不仅包括对在“飞行中”,也包括“在使用中”;不仅包括针对航空器的犯罪行为,还包括指对航空设备的破坏行为。1971年的《蒙特利尔公约》规定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包括下列五种行为:(一)对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人从事暴力行为,如该行为将会危及该航空器的安全;或(二)破坏使用中的航空器或对该航空器造成损坏,使其不能飞行或将会危及其飞行安全;或(三)用任何方法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放置或使别人放置一种将会破坏该航空器或对其造成损坏使其不能飞行或对其造成损坏而将会危及其飞行安全的装置或物质;或(四)破坏或损坏航行设备或妨碍其工作,如任何此种行为将会危及飞行中航空器的安全;或(五)传送他明知是虚假的情报,从而危及飞行中的航空器的安全。”对于航空器在“飞行中”和“在使用中”,公约也作了确切规定:“(一)航空器从装载完毕、机舱外部各门均已关闭时起,直至打开任一机舱门以便卸载时为止,应被认为是在飞行中;航空器被迫降落时,在主管当局接管对该航空器及其所载人员和财产的责任前,应被认为仍在飞行中。(二)从地面人员或机组为某一特定飞行而对航空器进行飞行前的准备时起,直到降落后二十四小时止,该航空器应被认为是在使用中;在任何情况下,使用的期间应包括本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航空器是在飞行中的整个时间。”可见,该公约的规定采用了广义的空中劫持的含义。

  本案涉及的国际法问题有两个:一是对非法劫持航空器行为的管辖、惩治和引渡问题;另一个是对被劫持的航空器、机组人员和乘客的保护问题。

  二、法律适用

  首先,必须对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罪行进行确定。不论各国国内法对非法劫持航空器的行为如何定罪,而国际法非法劫持航空器的行为是指1970年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即《海牙公约》)第一条规定的行为:“凡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任何人,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胁迫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任何此类未遂行为,或者是实施此类行为或任何此类未遂行为的人的共犯,即构成犯罪。”按公约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所谓“飞行中”是指自航空器装载完毕、机舱各门均已关闭时起,直到打开任一机舱门以便卸载时为止。航空器被迫降落时,在主管当局接管该航空器所载人员和财产的责任前,应被认为仍在飞行中。另外,该公约仅适用在其内发生罪行的航空器的起飞地点或实际降落地点是在该航空器登记国领土以外,不论该航空器是从事国际飞行或国内飞行。卓长仁等人在航空器内持枪射击、威逼机长改航的行为,完全符合《海牙公约》第一条的规定,是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罪行。

  三、韩国当局对此案有无管辖权?

  国家的管辖是国家对其领土及其国民行使主权的具体体现。在实践中,国家管辖并非单一的概念。它包括不同的方面,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国际法上国家管辖权分为依据国籍的管辖,即属人管辖;依据领土的管辖,即属地管辖;为保护一国及其公民的重大利益而实行的管辖,即保护性管辖;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人类共同利益而实行的管辖,即普遍性管辖。在国内,国家的管辖权可分为立法、司法和行政管辖,其中司法管辖又分为民事、刑事和行政管辖。在不同方面和不同形式下,管辖权的内容是不同的。

  管辖既涉及国际法也涉及各国国内法。国际法规定国家管辖的范围以及对国家行使管辖权可能的限制;国内法则确定国家管辖权具体行使的形式、方式和程度。由于关于国际法上国家管辖的法律规则与各国国内法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各国在管辖的问题上均以本国利益为重,这个问题在国际法上呈现复杂的情况。一些国家有可能基于某些理由,主张对在外国领土的外国人实行管辖;也可能从某种利益考虑,放弃它对应该管辖事项的管辖;有时可能出现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同一个人或同一案件实行管辖,即管辖冲突;也可能由于另外的原因,没有任何国家主张对一个案件实行管辖,即无人管辖现象。国际法通过条约或协定国际法的某个具体领域,如航空法、海洋法、外空法、外交关系法,等等。[2]

  在审判中,被告的律师认为是在中国所属航空器飞经中国大连上空在机内犯罪、是外国人在外国飞机上在国外犯罪,韩国法院无管辖权。韩国法院驳斥了这一观点。

  实际上,韩国是《东京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本案所劫特的飞机属中国所有,而迫降在韩国境内。根据《东京公约》,在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及其他危及航空安全的行为,原则上由航空器登记国行使管辖权,这与船舶适用船旗国管辖权相似。缔约国应采取措施,对在本国的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因此,对此案,中国当然具有管辖权。但是,航空器登记国优先行使管辖权并不排除其他国家根据其国内法行使管辖权。《东京公约》第四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航空器登记国以外的国家也可行使刑事管辖权:犯罪的影响及于该国领土;受害者具有该国国籍或在该国有永久居所;犯罪行为危害该国安全;犯罪行为违反该国有关航空器飞行或操纵规则;该国为遵守国际多边条约的义务,有必要行使管辖权。《东京公约》第3条第3款还规定:本公约不排除根据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因此,根据上述规定,韩国无疑对此案具有管辖权。

  而根据《海牙公约》第四条第一款,下列国家具有管辖权:在其内发生罪行的航空器的登记国;犯罪嫌疑人至降落时仍在航空器内的航空器降落地国;租来时不带机组的航空器的承租人主要营业地国或永久居所地国;发现并逮捕罪犯的国家。该条第三款规定:本公约不排除根据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根据上述规定,除了航空器登记国中国对此案有管辖权外,航空器降落地国韩国、发现并逮捕罪犯的国家即韩国也有管辖权。

  因此,不管是根据《东京公约》,还是根据《海牙公约》,韩国法院的管辖权是肯定的。韩国汉城刑事地方法院认定:“被告卓长仁等人劫持飞机致旅客伤害后,直到飞过韩国领空并降落春川机场并把乘客、机组人员交给有关当局为止,仍强占该飞机(即属于持续犯),因而在韩国境内具有其《航空器运输安全法》第八条、第九条之犯罪行为。”韩国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是符合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的。

  四、关于劫机犯的引渡和惩治

  在中国法院和韩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情形下,是由韩国还是中国行使管辖权?

  《海牙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所在的缔约国,在判明情况认为有必要时,应对该人实行拘留,或采取其他措施以保证该人能随时被传唤到场。这种拘留和其他措施应符合该国的法律规定,并不得超过提起刑事诉讼或进行引渡程序所必要的期限。并应立即对事实进行调查,以及把拘留情况立即通知航空器的登记国、航空器承租人的主要营业地国或永久居所地国和被拘留者的国籍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并说明其是否意欲行使管辖权。罪犯所在地国如不将其引渡,则应将此案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

  《海牙公约》第八条规定,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罪行是可以引渡的罪行,如果缔约国间是以引渡条约作为引渡的条件,而它们又未订有条约时,可以自行决定以本公约为对该罪行进行引渡的法律根据。但公约并未强加缔约国有引渡义务。

  依据《海牙公约》上述规定,罪犯所在地国要么引渡犯罪嫌疑人,要么在当地起诉犯罪嫌疑人,即“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与普遍管辖相联系并作为拒绝引渡后的一种补救措施而出现的。“或引渡或起诉”,是根据荷兰法学家、近代国际法奠基人格劳秀斯1625年在其《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提出的“或引渡或处罚”的名言发展而来的。这个原则的最初实践是不同意把罪犯引渡给请求引渡的国家时,被请求国应承诺按照本国法律予以处罚。但是在其由双边条约中的协议向国际刑法通则过渡的过程中,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时至今日,它已经发展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刑法原则之一。该原则的确立,旨在通过国家间的刑事合作,使每个实施国际犯罪的人,不论逃到世界的哪个地方,都无法逃避应受的刑事制裁。

  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在国际刑法公约中的一般表述为: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毫无例外地并无不适当延迟地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在学术界,这一原则通常被表述为:在其境内发现被请求引渡的犯罪人的国家,按照其签订的有关条约或者互惠原则,应当将该人引渡给请求国;如果不同意引渡,则应当按照本国法律对该人提起诉讼以便追究其刑事责任。

  按照这一原则,在其领土内发现被指称的国际犯罪分子的国家,应当将案犯引渡给有权管辖并提出引渡请求的国家;作为一种选择,如果在其领土内发现罪犯的国家不愿将罪犯引渡给请求国,那就应当按照普遍管辖原则,将其交给本国有权对其进行起诉的机关,按照本国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一原则,作为国际刑事合作中的义务性规定,对被请求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即:在其境内发现犯罪人的国家,当他国对该犯罪人提出引渡请求时,被请求国就必须在引渡与起诉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将该人引渡给请求国、要么对该人提起诉讼,二者必居其一。

  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既是普遍管辖原则的逻辑要求,也是引渡制度的必要补充。没有这个原则的制约,在被请求国不同意引渡犯罪人的情况下,国际社会联合对付国际犯罪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因此,这个原则是引渡制度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则,在同国际犯罪作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

  根据公约的上述规定,中国是296号航空器的登记国,对劫持该航空器的罪行有管辖权。我国当时虽未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同是1970年《海牙公约》的缔约国,因而有权向韩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六名罪犯。但韩国是航空器的降落地国,且该航空器降落时,卓长仁等六名罪犯仍在机内,因此它也有管辖权。

  在当时,韩国对中国没有引渡罪犯的义务。因为中韩两国并无外交关系,更无引渡条约可言,所以韩国当局没有将六名罪犯引渡,对我国的请求予以拒绝。当两国无引渡条约时,被请求国有权“自行选择”是否以公约作为引渡的依据。韩国按“或起诉”条款的规定,在本国法院对六犯起诉并判刑。应该说韩国当局的这一做法是符合《海牙公约》的规定和国际法的引渡规则的。唯韩国法院在法院判决书中强调所谓“动机”、“自卫”,且判刑太轻,与《海牙公约》规定的“以本国法任何严重性质普通罪同样方式作出处理”不符,有偏袒犯罪人之意。

  五、关于被劫持的航空器、机组人员和乘客的保护问题

  对于被非法劫持的航空器及其内的机组人员和乘客,依公约规定,航空器的降落地国应予保护。《海牙公约》第九条规定:“当第一条第一款所指的任何行为(指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胁迫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任何此类未遂行为)已经或即将实施时,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恢复或维护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前款所述情况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机组人员所在的任何缔约国,应对乘客和机组人员尽快继续其旅行提供方便,并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韩国对我国被劫持的296号民航客机的机组成员和乘客提供了方便,应日本乘客要求让他们返回了日本,协助中国乘客和机组人顺利返回中国。并将航空器交还给中国。所以说,韩国是严格遵守了《海牙公约》的规定的。

  五、普遍管辖原则

  普遍管辖原则是用以解决刑法空间效力即刑事管辖权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普遍管辖原则又称世界性原则,它是以保护各国的共同利益为标准,主张不论犯罪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犯罪行为发生在本国领域内还是领域外,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侵害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逮捕地国家有责任适用本国刑法惩罚该犯罪。普遍管辖原则是以国际条约为前提的。

  (一)《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

  前已述及,《东京公约》规定了并行的管辖权体系,即一方面航空器登记国拥有管辖权(第三条第一款),另一方面非登记国的缔约国也有一定的管辖权(第四条),同时,公约不排除依照本国法律行使的任何刑事管辖权(第三条第三款)。

  《海牙公约》在《东京公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管辖的范围,前引第四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建立的是一种普遍管辖原则。《蒙特利尔公约》中对管辖权问题作了与《海牙公约》几乎相同的规定。《蒙特利尔公约》第五条规定了犯罪行为发生地国、登记地国、降落地国、承租人主要营业地或永久居所地国以及嫌疑犯所在国都有权行使管辖权。同样,该条第三款再次重申“本公约不排除根据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

  (二)我国1997年《刑法》的规定

  1.概述。

  修订后的《刑法》第九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这一规定,在我国创设了普遍管辖原则。

  修订后的《刑法》在第九条明确规定了在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范围内对部分国际犯罪实行普通管辖。这是修订后的刑法对刑法原有的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相结合的空间效力原则的重要补充。

  2.创立理由。

  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关于普遍管辖权的规定,但是形势的发展和司法实践都证明,这一规定的缺乏不能适应与某些国际犯罪作斗争、加强国家间合作以及加入国际社会的需要。

  为惩治国际犯罪,保护国际社会秩序,在有关国际组织的主持下,国际上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国际合作,有效防止和惩处国际罪行的国际条约,如1970年12月16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海牙公约》),1971年9月23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蒙特利尔公约》),1973年12月l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79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等。我国已于1980年10月加入《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1987年6月加入《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这些国际条约强调各缔约国应将非法劫持航空器、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等行为规定为国内法上的犯罪,予以惩处;有关缔约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任何这类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而不论罪犯是否是其本国人,罪行是否发生于其国内。这些国际条约也就在实质上确立了普遍管辖权原则。既然我国批准或加入了这些条约,就应当承担起打击条约所规定的犯罪的义务,即应当对诸如劫持航空器的犯罪、侵害外交代表的犯罪等进行打击,而不论这些犯罪发生于何地,罪犯属于哪一国或无国籍,也不论罪犯正在活动或潜逃到哪一国。尤其当罪犯正在我国境内或实际处在我国控制之下时,我国更应当对其予以严惩,而丝毫不能宽纵放任。

  为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际社会的良好秩序,并使我国行使普遍管辖权于法有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7年6月23日作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其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这就通过特别法的形式肯定了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权,使我国因加入或批准国际条约而承担的国际义务同国内法的规定有机地衔接起来。

  此外,我国的一些单行法律业已将普遍管辖权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如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进入我国领域的,我国司法机关有管辖权,除依照我国参加、缔结的国际公约或者双边条约,实行引渡的以外,适用本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普遍管辖权的有关规定,明确表明了中国将在反对恐怖主义、国际禁毒等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立场。这些是从立法上对我国刑法空间效力范围所作的重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国刑法与国际刑法联结起来,其作用不可低估。

  鉴于以上原因,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吸收了以往在普遍管辖问题上立法的成功经验,将普遍管辖权原则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

  普遍管辖原则的规定为我国正确地履行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提供了管辖依据,这一原则在《刑法》中得到充分体现。主要体现在修订后的《刑法》对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都规定为犯罪。如《刑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参照我国业已加入的《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将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的行为规定为危害航空安全罪;适应惩治国际恐怖活动的需要,在修订后的《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中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等,从而为普遍管辖权的行使提供了实体刑法的依据,有利于发挥我国刑法在打击国际犯罪方面的积极作用。

  [1]案情转引自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研室编:《国际公法案例评析》,第29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王铁崖主编:《国际法》,第126页,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3]张智辉着:《国际刑法通论》,第34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会员登录
登录
我的资料
留言
回到顶部